“世界上只有两件事是不可避免的，那就是税收和死亡。”

这句话来自美国开国三杰之一，本杰明•富兰克林，而灵活用工的话题在疫情影响下却与这两者都有关系。

近期，网络流传着一句话，新冠病毒致死率不到3%，但没有收入，致死率100%，灵活用工则可以解决许多人的就业问题，特别是自由职业者。此外，灵活用工也很好的解决了税收问题，虽然不能不交税，但是在政策的合理合法途径下，可以减少缴纳的税款，对企业减负和个人增收都有帮助。 

对支付通道和分账系统的需求下，支付公司抢夺灵活用工市场近期成为了新的热点。

起于何时

“灵活用工主要在18~19年的时候出现爆发的。”一位北京地区从业者向移动支付网透露，近期随着疫情对企业的影响逐渐凸显，灵活用工的话题更加火热。

而灵活用工的兴起可以追溯到打车平台的兴起，2012年，包括滴滴、快的等打车软件成立，平台与司机之间的临时用工关系以及税务、薪资处理的相关问题开始凸显。

简单来说，相比正式工，灵活用工企业不需要缴纳正式工的五险一金，支出名目也不是以人力薪资支出，而是满足某一业务需求的账单。但如果企业与临时工直接结算资金，一方面难以获得发票，给财务结算带来困扰；另一方面临时工的收入会被税务部门认为是个人所得，而个人所得根据阶梯定价需要缴纳3%~45%不等的税务，按照现行的收入水平，大部分需要缴纳20%左右的税率，这是非常高的。而通过灵活用工，最低可能只需要6%的相关税务。

以打车平台的崛起为代表，灵活用工需求不断增强，使得国家相关管理部门相应的推出政策响应。 

2013年6月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《关于发布<委托代征管理办法>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3年第24号），按照公告要求，税务机关将一定程度的放开税务管控，可以委托有关单位和人员代征零星、分散和异地缴纳的税收行为。这为解决灵活用工的税务问题提供了政策依据。

半年之后，2014年年初，滴滴和快的打车大战爆发，可以说税务机制的适时改变，开启了灵活用工的新时代，也为中国的移动互联网发展创造良好的基础商业环境。 

而到2018年~2019年之间，企业税务筹划需求增加，和互联网生态不断延伸，自由职业者增加，使得灵活用工增长迅速。

而灵活用工场景涉及资金结算，这也就跟支付行业密切相关。

灵活用工与支付

由于有资金处理的需求，灵活用工与支付行业有着较为密切的关联。 

目前灵活用工平台大致分成两类，一类是类似滴滴打车、外卖平台等已经拥有场景，大型企业一般自建灵活用工平台，为其场景服务；另一类则是已经搭建其灵活用工平台，为有灵活用工需求的企业服务，主要是中小型企业。

其分类主要是由于税务政策的影响，不同地区的税务政策不一样，对于企业处理资金要求也不一样。 

“一般国税局会给资金流水大的企业单独开通道，而流水小的企业只能依靠灵活用工平台，这存在一定的议价空间，获得的税率和额度也有所不同。”一位东南地区从业者向移动支付网表示。

获得税务“委托代征”资质，需要国税局的授权，而不同地区国税政策又是与当地的官员政绩、经济发展息息相关，特别是互联网使得税收更加扁平化，加剧了各地政府之间的竞争，例如滴滴平台，其注册地是天津，滴滴平台身处全国各地的司机，相关税务关系都交由天津处理，所产生的企业受益、经济效益也归功于天津。 

但同时，由于灵活用工平台直接获得企业的信息流，进而影响资金流，这会拥有一定的反洗钱压力，国税局也不敢随意开放相关接口，这使得只有与当地国税局“关系好”或者资金流水足够大才可能拿到授权。

而支付企业在这方面拥有一定的天然优势，首先是资源优势，拥有足够多的商户，能够将需求汇总，使得税务处理需求足够大，进而向国税局获得费率和额度上的优势；其次是支付企业在反洗钱方面有一定的经验，可以更加高效的处理相关违法违规情况。其三是拥有支付牌照，国税局对其信任程度更高。 

但也有例外，服务于跨境电商的某持牌支付机构，则将税务系统外包，而支付通道和分账系统则自身提供，如此可以规避税务风险。

“这不是一个新兴行业，只是最近几年火起来了，但做这个的企业非常多，竞争也较大。”上述北京地区从业者表示，灵活用工从允许到爆发经过数年发展，参与的企业也非常多，整个产业竞争非常激烈。此外，近期有传闻，钉钉、今日头条等大平台也将进入市场，加剧了市场竞争。

而平台获利方面，随着竞争的加剧，一般都是税务局给出的相关税点直接给到企业，不赚取前端的税点差价，而是依靠政府的政策返点赚取相关利益。 

“一般都有1%左右的返点，这相对于纯支付业务来说，已经是暴利。” 上述北京地区从业者向移动支付网透露。

此外，灵活用工还有应用于某些高收入税务筹划当中，某企业高收入人群在不需要五险一金等相关企业福利的情况下，为了获取更好的现金收益，而选择灵活用工的方式发放。 

而在疫情影响之下，灵活用工呈现了新的爆发机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