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新的雇佣方式也引起了巨大的争议。 争议的核心实质是数字政府下的劳动秩序和劳动保障。 一种观点认为,网络平台完全把劳动者和算法捆绑在一起,没有直接劳资关系,多数由众包负责,是平台逃避责任。 如此容易将技术进步与劳动者对立起来,直接扣在平台企业的头上,不考虑平台企业的承受能力,既不现实,又不负责任,劳动者最需要的,是职业的获得感和安全感。 新的评价与保障模式必须从建设性的角度出发,抛弃二元化的对立框架而产生悲情传染和煽动,采取“先发展、后规范”的包容态度,才是积极的姿态。 对于一个民族和一个民族来说,最重要的是吃饭问题,其次是吃什么,吃什么。 人民生活的根本问题解决了,发展问题就迎刃而解。 数字经济时代,算法本身就是干净的,而平台企业依靠算法来运营企业也是无罪的,没有平台算法和大数据的支持,调动大规模的流量驱动人力资源是不可能的。 但单纯运用算法提高效率,无疑会忽视人性化的弹性管理,扼杀了平台向高质量发展的活力。 实际上,平台企业也看到了这一点,并一直在努力寻找平衡点。 去年底,腾讯、美团、百度、滴滴等8家平台企业联合发出了关于灵活就业的倡议书,号召全国各地各平台积极探索,承担责任,稳定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岗位。 比如滴滴推出了司机关怀计划。利用大数据分析的优势,建立关爱女性和退伍军人司机的专项心理服务和离线活动服务,并为司机提供日常公厕和进餐指导服务。 它是平台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积极努力的结果,而这种仅仅依靠企业自身行为构建的关爱计划,对于数据背后更为复杂多元的劳动者,做不到雨露皆沾。 不必过分追求新兴平台算法背后的商业本质,也不会看到平台对社会的巨大贡献,对于劳动者来说,对立和情绪对工人没有好处,只能砸坏自己的饭碗。 像外卖骑手这样的平台企业,仅2020年就为骑手提供了700万个工作岗位,虽然相关的保障措施仍然有提升的空间,但如何让骑手的赚钱更多,还是值得圈点的。 针对骑手推出“站长培训计划”,进一步开放配送站站长岗位给骑手。80%的站长都是从骑士手中成长起来的,为骑士的职业发展打开了天花板。 在郑州,陈永林从一位外卖骑手做起,由于业绩突出,管理能力强,一路晋升为公司经理、总裁,目前负责近千名骑手的日常管理与调度。 从阶级跃迁的角度来看,让农民、工人、学生都能在社会分工中找到自己的位置,自由地流动,无疑是突破“圈套”的一种积极尝试。 这个可能的变数,虽然不可能大量出现,但得一寸有得一寸欢乐。 平台经济下,新的就业业态,是大势所趋,所谓天下大乱,顺我者亡,我们应该继续规范,而不是打倒主义。 即使现实悲观,我们也要做积极的悲观者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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